
作者:罗毅 曹沥 来源:发现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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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笔者近期接触的三类咨询中,当事人的陈述分别如下:
“我只是听说国家有一笔扶贫款。”
“我只是想办理一笔贷款。”
“我只是出售了一件二手物品。”
三人身份不同:一人年逾七旬,一人为个体工商户,一人为年轻卖家。其共同点在于:均未直接实施诈骗,却先后被公安机关传唤、调查,甚至以诈骗罪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。
近年来,此类咨询呈上升趋势。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不断延长,诈骗行为人多藏身境外,而处于链条末端、主观上未必明知的普通人,往往最先进入侦查视野。
本文拟回答三个问题:其一,此类人员为何会被纳入刑事调查;其二,其行为在法律上应如何定性;其三,被调查后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。
一、三类高发情形
(一)“国家扶贫款”名义下的账户利用
张某某年逾七旬,接到一名自称“国家扶贫办”或“乡村振兴局”工作人员的来电。对方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发送了一份加盖红色印章的“文件”,称张某某符合条件,可以领取数十万元“国家专项扶贫金”。
对方进一步提出,领取前需先“包装银行流水”,或使用其账户“接收扶贫款后,再转给其他困难群众”。张某某不熟悉手机银行操作,对方便逐步指导其收款、转账并删除记录,同时叮嘱“这是国家秘密,不能告诉子女”。
直至账户被冻结、公安机关上门调查,张某某才得知,进入其账户的资金系他人被骗的养老钱。
问题所在
正规扶贫资金发放,不会要求个人先行“刷流水”,不会通过个人账户中转,更不会要求对子女保密。诈骗行为人利用的,正是老年群体对国家政策的信任、对手机银行的不熟悉,以及不愿麻烦子女的心理。
法律风险
如张某某确系被欺骗,对资金性质并不知情,亦未从中获利,原则上不应认定其构成犯罪。但在实践中,其账户客观上接收、转移了赃款,容易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审查。
此时,仅反复陈述“我不知道”并无实益。更为重要的是,以证据还原其“为何不明知”:对方发送的虚假文件、聊天记录、通话记录、转账指令、其本人的报警记录,以及其年龄、认知能力、日常照护情况等。
(二)贷款中介诱导下的“刷流水”
李某某系个体工商户,因经营周转需要,通过网络联系到一家“贷款中介”。中介称,其银行流水不足,可由中介“包装”数笔资金往来,以提高贷款审批通过率。
李某某遂将银行卡、U盾及手机卡交由对方,并按对方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及转账操作。数日后,贷款未获审批,公安机关先行介入。其账户进出的资金,系电信网络诈骗赃款。
问题所在
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,不会要求客户“包装银行流水”,更不会要求客户将银行卡、U盾及手机卡交由中介控制。所谓“包装流水”,本质上系伪造交易记录;所谓“走账”,在实践中往往即协助转移赃款。
法律风险
如李某某明知中介利用其账户转移犯罪资金,仍提供帮助,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;如进一步协助取现、转账或人脸识别验证,风险显著升高,可能被认定为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,甚至诈骗罪共犯。
但如其确系被中介欺骗,目的在于办理贷款,未收取好处费,并在发现异常后及时报警、挂失,则其辩解仍具有空间。关键在于保全聊天记录、中介广告、贷款申请材料、对方要求“刷流水”的记录,以及能够证明其未获利的银行流水。
(三)二手平台大额交易的线下支付
王某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一只品牌箱包,标价两万余元。买家称平台手续费较高且存在支付限额,要求添加微信并线下转账。王某某为节省手续费,予以同意。对方随即转账两万余元,王某某亦按约发货。
一周后,其银行卡被冻结。公安机关告知,该笔款项系另一名被害人的被骗资金,王某某因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接受调查。
问题所在
此为典型的“两头骗”模式:诈骗行为人以甲某被骗资金向乙某购货。甲某发现被骗后报案,乙某账户因接收赃款而被冻结。甲某主张自己系被害人,乙某亦主张自己系正常交易,而实际取得货物后失联的诈骗行为人早已不知所踪。
法律风险
如王某某仅系正常出售商品,价格合理,真实发货,且对买家的资金来源并不知情,则其收款行为可能构成善意取得。根据相关规定,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,不予追缴;原则上,亦不应认定其构成犯罪。
但在实践中,侦查机关首先关注的是“赃款流入其账户”这一客观事实。如交易价格明显异常、对方要求拆单、多账户收款、线下转账或催促发货,或王某某曾收取“手续费”“好处费”,则可能被推定为主观明知。
三类情形看似无关,实质相同:诈骗行为人需要“看起来正常”的账户、交易与身份,以切断资金追踪路径。提供这份“正常”者,便可能被推至链条前台。
二、帮助行为的刑事定性
实践中,不少涉案人员难以理解,资金并非其骗取,被害人亦非其直接接触,为何仍被纳入刑事侦查范围。
原因在于,刑法所惩治的,并不限于直接实施诈骗的行为人,亦包括帮助诈骗行为人完成犯罪的人员。电信网络诈骗的实施,需要账户收款、人员转账、现金取现及赃款“洗白”等环节。上述环节,即通常所称的“下游”。
被害人(被骗资金)→ 行为人的银行卡/支付账户(诈骗行为人境外遥控)→ 按指令转出/取现/消费 → 下一级账户/诈骗行为人控制账户
在此链条中,行为人的角色可能被认定为以下四类之一:

上述四档定性的边界,在同案被告人的差异化处理中有直观呈现。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(2022)皖0422刑初124号刑事判决中,被告人明知上线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积极寻找“卡主”、分工配合帮助转移资金,数额特别巨大,被认定诈骗罪共犯;同案提供银行卡并在转账中提供刷脸帮助者,被认定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(2023)内0602刑初349号刑事判决中,与诈骗团伙形成较为稳定合作关系、帮助转移支取诈骗资金者构成诈骗罪共犯,而仅提供支付结算账户者构成帮信罪。
实践中,当事人常提出疑问:“我从未与被害人接触,如何可能构成诈骗共犯?”
共同犯罪并不以面对面接触为要件。法律所考察的,是行为人是否与诈骗行为人形成共同故意,是否参与诈骗的某一环节,以及是否分取违法所得。如行为人仅系被利用的工具,缺乏共同故意,则不应认定为诈骗罪共犯。
同样系将银行卡交由他人使用,认定为诈骗罪共犯、掩隐罪、帮信罪,抑或不起诉,法律后果差异显著。决定上述差异的,往往并非行为人客观上“做了什么”,而是其主观上“是否明知”。
实践中,侦查机关首先关注的通常是资金流向:被害人的资金进入行为人账户,又由行为人转出,在案卷中即形成一条清晰的资金链。至于行为人系“被利用”抑或“共犯”,则需结合证据对其主观状态作出判断。
三、主观明知的认定
主观明知,是此类案件的核心争点。
法律上的“明知”,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确供述“我知道这是诈骗款”。其既包括“明确知道”,亦包括“应当知道”。而“应当知道”,可以通过客观事实予以推定。
根据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,常见的推定因素包括:
Ø 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;
Ø 经银行、监管部门告知或预警后,仍继续实施相关行为;
Ø 接到举报后,不履行管理职责;
Ø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、加密通信、销毁数据等方式逃避监管;
Ø 使用虚假身份,或为他人逃避监管提供帮助;
Ø 出租、出售、出借银行卡、手机卡、支付账户;
Ø 资金快进快出,当日进、当日出,不留余额;
Ø 使用多张银行卡或多个账户拆分转账;
Ø 按陌生人指令转账,不问用途;
Ø 收取“手续费”“好处费”“包装费”;
Ø 对方要求“不要告诉家人”或“删除聊天记录”。
概括而言,上述因素均指向同一特征:异常。
司法实践对上述推定因素的运用十分典型。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4)甘09刑终79号刑事裁定认定,在没有直接证据证实明知内容时,可通过基础事实推定:无正当理由向他人提供银行账户收款、取款,协助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、在不同账户间频繁划转,并以“利用卡内资金交易虚拟货币”为名、事前试卡避免账户被冻结、事后删除聊天记录、卡内资金集中快进快出等异常行为,均属推定明知犯罪所得的情形;同时明确,账户资金数额的认定允许行为人作出合理说明。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6)新01刑终3号刑事裁定中,多张银行卡短时间频繁接收大额款项购买黄金邮寄、每笔转账验证码含防骗提示、家人提示后仍继续、案发后删除通讯软件,被综合认定为“高度盖然知道”。
推定规则的内在逻辑在于:以一般人的认知水平,在上述情形下通常会产生合理怀疑。行为人仍继续实施相关行为,可能被认定为明知,或至少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。
我国刑事诉讼坚持无罪推定原则,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司法机关承担,刑法与刑诉法并不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。但对于无辜被卷入下游犯罪调查的当事人而言,并非只能被动等待审查,完全可以主动固定、提交有利证据,积极反驳对自身不利的明知推定,以此论证自身不具备犯罪主观要件。
自证的核心,并非反复主张自身无辜,而应回答以下两个问题:
其一,行为人当时为何相信对方?
其二,行为人采取了何种核实措施?
“为何相信”,需以聊天记录、虚假文件、对方身份信息、中介广告及交易背景等证据证明;“采取了何种核实措施”,需以查询、询问、报警、挂失及拒绝异常要求等记录证明。
仅有陈述而无证据支撑,属于辩解;有证据印证的陈述,方能形成有效辩护。反之,凡涉及规避查控、删除记录、要求保密的沟通,均会反向证明明知——前述酒泉案中,行为人删除聊天记录、试卡、快进快出等异常行为即是推定明知的直接依据。
四、察觉异常或被调查后的应对
(一)察觉资金异常,主动报警并留存记录
如尚未被公安机关调查,但已察觉账户资金异常,或对方要求反复转账、代收代付、删除记录,甚至怀疑自己可能被利用,应尽报警,而非仅联系银行客服或平台客服。
报警时,可直接说明:“我怀疑自己收到了涉诈资金”“我的账户资金往来异常”“有人引导我转账,我担心被骗”。公安机关会将报警情况录入接处警系统,形成报警记录;符合条件且当地做法允许的,还可能出具接报案回执或受案回执。
该报警记录的意义在于:
Ø 证明行为人在案发初期即主动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,而非刻意隐瞒;
Ø 证明行为人对资金性质存在怀疑并主动寻求核实,有助于反驳“明知”的推定;
Ø 为后续说明资金来源、申请解除账户冻结提供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官方记录。
操作上建议直接拨打110,说明情况,由公安机关转接或指引至辖区派出所、反诈中心,系统内将形成书面接报警记录,如直接前往辖区派出所报警,如办案民警未及时记录,可能无法有效留痕。
(二)核实身份,防范冒充执法
电信网络诈骗中,冒充公检法人员的情形并不少见。真正的执法人员,不会要求当事人向“安全账户”转账,不会要求共享屏幕,亦不会要求下载来源不明的应用程序。
接到电话或面对上门调查时,应优先完成以下事项:
Ø 查验执法证件、传唤证、拘留证或冻结通知书;
Ø 记录执法人员姓名、警号、办案单位及联系方式;
Ø 拨打110报警电话或通过公安机关官方网站核实。
Ø 切勿因恐惧而按照对方指令转账、删除记录或离家出走。
(三)明确三项基本信息
涉嫌的具体罪名;
承办案件的公安机关;
采取的措施类型:传唤、拘传、拘留,抑或冻结。
同时,应明确自身诉讼身份:系证人、被害人,抑或犯罪嫌疑人。不同身份对应的权利义务存在显著差异。
(四)不得删除、篡改证据,不得串供,不得私下转账
不得删除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或通话记录,否则可能被认定为毁灭证据;
不得与中介、买家或介绍人统一陈述口径,否则可能被认定为串供;
不得私下向“被害人”转账以谋求“私了”,否则可能被解读为认罪、掩饰,甚至被诈骗行为人二次利用。
退赔本身并非不可为,但应在明确行为定性及涉案金额后,在律师指导下进行。不宜轻信“退款即可结案”的承诺。
(五)固定并保全证据
此类案件的有利证据,往往并非存在于侦查卷宗,而是留存于当事人自己的电子设备中。

应注意,保全证据不等于伪造证据。聊天记录可以截屏、录屏、备份,但不得裁剪、拼接或篡改。伪造证据本身亦可能构成犯罪。
五、刑事立案后的辩护空间
此类案件并非一经立案即无辩护空间。不同行为角色与诉讼阶段,辩护空间存在明显差异。
(一)无罪空间
如行为人确不明知,或仅系被欺骗、被利用,可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:
Ø 主观明知不成立:无异常获利,无异常操作,交易背景真实;
Ø 被欺骗、被利用:存在虚假文件、虚假中介或虚假买家,并有报警、挂失、拒绝异常要求等记录;
Ø 真实交易、善意取得:尤其适用于二手平台卖家及正常商户收款,价格合理、真实交付、未参与洗钱。
此类案件,在侦查阶段可争取不批准逮捕、撤案,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争取不起诉。但前提是证据扎实、陈述前后一致,避免反复变更说法。
(二)罪轻辩护空间
如行为人客观上确曾提供帮助,但主观恶性不深,可重点争取以下情节:
Ø 罪名之辩:争取由重罪改为轻罪,例如由诈骗罪共犯改为帮信罪或掩隐罪,由掩隐罪改为帮信罪;
Ø 法定及酌定从宽情节:从犯、初犯、偶犯、坦白、自首;
Ø 认罪认罚、退缴违法所得、取得谅解;
Ø 特殊主体: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在校学生、全职母亲、残疾人、低保人员等,可结合其认知能力、生活处境及被利用程度争取从宽;
Ø 数额之辩:区分支付结算金额、涉案金额与获利金额,避免将全部诈骗金额归责于账户提供者。
六、结语
电信网络诈骗最为隐蔽之处,在于使不知情者在客观上完成赃款转移的最后一环。法律不会因行为人主观善意而免除其注意义务,裁判实践反复验证:主观明知的认定最终回到“交易与行为是否异常、能否合理解释”这一标尺。当事人无需承担自证有罪的义务,但无辜被追诉者可以通过证据还原 “为何相信、有无核实”,取得不批捕、不起诉乃至无罪的空间。
被调查并不等于有罪,账户被冻结亦不意味着资金必然被追缴。面对此类情形,应先核实情况、固定证据,并可及时委托律师,将“为何不明知”的事实与证据完整呈现。不宜急于以支付款项的方式换取案件了结。所谓“关系”“内部渠道”,往往构成二次诈骗。
许多案件,事前防范的价值远高于事后辩护。
本文仅供实务研究参考,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。个案情况存在差异,具体处理请咨询专业律师。